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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拍“第一大案”背后:色情視頻網站根據內容與清晰度明碼標價

  插座、鬧鐘、充電寶、剃須刀、煙霧報警器……藏身其中的頭就像潛伏在暗處的“第三只眼”,監視著房間里的一舉一動。這些偷拍設備做得極其隱蔽,或者變成偷窺癖者的玩具,或者成為“商業和政治對手”刺探情報的利器,人們的隱私在鏡頭下無處隱藏。

  “你想想,恐怖的就是,真的可能會有一雙眼睛在看你。”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網警大隊綦警官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2019年,他參與了深圳打擊攝像頭偷拍產業鏈的行動,總結這些案例的時候,他每每看到人們是如何不設防地暴露在陌生人眼中,總會不寒而栗。

  深圳打擊偷拍產業鏈的行動是全國行動中最重要的一環。坊間流傳一句話:“全國頭看廣東,廣東看深圳,深圳看華強北。”在深圳華強000062股吧)北,制作偷窺用的頭材料隨處可見,低廉的成本和高利潤吸引了各路人馬進入這個行業,其中不乏業內的知名公司。鼎盛時,華強北鋪面的柜臺上,這類攝像頭的售賣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經歷過去年的打擊,這類頭似乎已經銷聲匿跡。“一些店鋪以前還可以買到一些偷拍設備,打擊之后,所有店鋪的頭都消失了。”何志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何志會是湖北人,在廣東深圳一家安防企業工作,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反偷拍獵人”,給企業和個人提供上門搜尋、偷拍攝像頭的服務,據說已經揪出了上千枚頭。

  但在何志會眼里,這些行動很難斬草除根。他從業十幾年,類似的打擊整頓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它(偷拍產業)在等待風暴過去。”

  從2005年闖蕩深圳開始,何志會就開始接觸偷拍,對于這個市場的秘密和門道都非常了解。

  偷拍設備中,風頭十足、最受歡迎的當屬頭,它可以偽裝在鐘表、插排、路由器、帽子、鞋子等眾多日常用品中,同時操作簡便,可直接通過網絡遠程監控錄像,并具備云端保存功能。這些“偽裝者”被悄悄放進客廳、臥室、浴室,人們的私密信息完全暴露在鏡頭中。

  何志會是湖北天門人,最近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困在老家,不過并不妨礙他的生意。最近,有一個連鎖酒店的客戶,在他的網店上采購了偷拍檢測設備,等貨到位后他還要隔空指導酒店老板如何檢測。“酒店里出現這種攝像頭,有一部分是住客安裝的,也有些是員工安裝的。”何志會介紹,這些攝像頭不僅給住店的客人帶來危害,也給酒店帶來困擾,這倒逼不少酒店加強檢測。

  近些年,頭無孔不入,偷拍者也進入警方的視線日,廣東省公安廳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凈網2019”專項行動。其中,該系列中的“凈網24號”是全國打擊非法生產、銷售頭黑灰產業犯罪中戰果最大的專案。

  “該專案位列公安部‘凈網2019’行動十大戰役之一,規格提升了。” 廣東省公安廳網警總隊謝警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網絡違法犯罪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將近一半,公安機關主要是打擊一些“高精尖”的犯罪,其次才是偷拍這類案件。

  據廣東省公安廳網警總隊謝警官介紹,去年9月,公安部向廣東省公安廳下發了一條關于頭的犯罪線索,線索來自浙江,隨后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指導全國公安機關對相關線索進行聯合偵辦。

  謝警官介紹,公安部提供的線索,涉及廣東的有十萬條。有限的人手,如何處理這么多的線索成為讓他們頭疼的問題。廣東省公安廳加派了警力,通過人眼去識別線索中的視頻是否屬于違法偷拍。這些視頻需要先截屏,再由警察判斷這些攝像頭有沒有在敏感位置,核實是否屬于偷拍。二十多個人用了兩三個星期時間來排查,謝警官坦言:“從這10萬條線索中篩選的時候,需要手動分類,人眼識別,特別痛苦。”

  最終,網警總隊一共篩選出4000條線索,這些攝像頭被安裝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酒店賓館、按摩場所、單位宿舍、居民家庭等場所,涉嫌偷窺拍攝,嚴重侵犯了公民個人隱私。

  偵辦初期,警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違法偷拍個案上,后來發現這些攝像頭上游涉及的公司就那么幾家。“下游這么多使用者,打擊起來耗費人力物力,造成的震懾作用也不大,打擊最上游,就能把整個源頭都切斷了。”謝警官介紹,廣東警方隨后把工作重心逐步移到打擊偷拍產業鏈上來。

  偷拍產業犯罪鏈條主要由App開發、硬件生產和代理銷售三個環節組成。App開發負責為頭提供控制端軟件開發和服務器搭建;硬件生產負責生產頭部件并將其組裝嵌入手表、充電寶、打火機等日常生活用品;代理銷售負責對非法生產的頭進行線上線下的銷售。

  “那些非法生產攝像頭的線索,基本上指向的都是深圳。”謝警官說。而這些攝像頭的集散地又指向了華強北。

  “華強北是一個電子器件集散地,頭需要的配件都可以找到,組裝起來太容易了。”深圳公安局羅湖分局網警大隊綦警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公安部的線索,羅湖警方也發現一些電商平臺的銷售者坐標在深圳,此外還有人舉報家里發現頭,“線索全部匯總起來可以發現,以前行動是零零散散的,打擊的是一兩個銷售,這次是全鏈條式打擊,在同一個時間收網。”

  去年11月13日,在公安部的統籌指揮下,廣東省公安廳組織相關地市開展集中收網行動,分赴深圳、佛山、杭州、南寧等地抓獲犯罪嫌疑人238人,摧毀制售頭窩點40個,繳獲頭成品、半成品、配件100萬余個,扣押服務器、生產設備等一大批涉案物品。

  2019年3月,一則“深圳龍崗區橫崗街道辦書記受賄”的視頻在網絡瘋轉,引發關注。畫面中,一位領導干部在短短4分鐘就接待了9名訪客,無一例外的,這些人都送了禮。而這位干部和行賄人經過一番“客套”的推讓拉扯后,便收下了全部禮品。

  這段視頻,顯然是被偷偷安放在辦公室里的攝像頭拍攝下來,并經過剪輯發布。“頭被人放在了書架的位置,拍下了這位干部所有受賄的鏡頭,這段視頻最后導致了這名干部的落馬。”綦警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19年7月11日,深圳市龍崗區檢察院微信公眾號“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通報稱,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依法對深圳市龍崗區總工會原正處級干部戴海清決定逮捕。戴海清正是這段視頻中的“主角”。

  “偷拍攝像頭安放的位置,特別考驗人的想象力。”謝警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18年11月,本名吳東的微博博主“花總丟了金箍棒”發布暗訪視頻“杯子的秘密”,對國內五星級酒店的衛生亂象提出質疑,視頻中曝光了14家五星級酒店。“花總”使用的就是從網上購買的頭。

  不久,“花總”又發布了視頻《偷拍的秘密》,對偷拍攝像頭大揭秘。“花總”在視頻中需要完成一個挑戰,在一個經過設計過的酒店房間里,找到12個安裝好的攝像頭。令他非常挫敗的是,他只找到了一半,這些攝像頭被隱藏在魚缸、充電插頭、煙灰缸和床頭面板中,也有的在馬桶、浴室排氣扇、電視和空調里。他在視頻中提示:“網約車、試衣間、公共廁所、出租屋和酒店等,都是偷拍行為的高發場所。”

  何志會也“深諳此道”。從業十年來,他的客戶既有公司,也有個人。媒體曝光最多的租客房間被偷拍案例,大多數租客是通過線上購買價格相對低廉的檢測產品,由何志會和同事指導檢測。而個人要求上門檢測的,絕大部分都涉及感情問題。何志會每次上門檢測,都要直面這些扭曲感情背后的偷拍,因此對于情感糾紛的荒誕一幕特別唏噓。

  而企業客戶主要的擔心,是防止有競爭對手或者其他人竊取商業信息。讓何志會印象最深的一次經歷是,在對一個企業的上門檢測中,“我們最開始一直沒發現問題,最后在魚缸假山上發現了一個透明度很高的橡膠管,里面有一個攝像頭。配合上魚缸里的加熱棒、水草這些裝飾,這個橡膠管顯得很自然,很難察覺。”

  在一些電商網站中搜索可發現,很多微型、迷你、隱蔽式攝像頭都在售賣。不少產品,宣稱具有“智能人臉檢測”“高清夜視”“斷網錄像”“內置電池超長續航”等功能。

  “偷拍問題不是新問題,之所以在最近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是因為偷拍技術的迅猛發展,給公眾隱私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些技術的發展使得偷拍變得極其容易,成本低廉。”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石佳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更為可怕的是,目前出現了販賣偷拍視頻的黑色產業鏈,“一些色情視頻網站根據偷拍的內容與清晰度,明碼標價專門收購和播放這類偷拍視頻,駭人聽聞,構成對隱私的極大侵犯。”

  偷拍內容被通過“App賬號密碼”的方式在網絡上被販賣,買到這些賬號和密碼,就可以看到大量“現場直播”。《南方都市報》曾報道,有賣家叫價168元可買“酒店家庭對床精品ID一組20個”,還有各種套餐:“精品8家庭12酒店”的套餐賣268元,“極品10家庭15酒店”的套餐賣388元。攝像頭偷拍的背后,是一條非法安裝、上傳、共享、買賣交易的黑色產業鏈。

  實際上,偷拍的黑灰產業鏈并不是中國所獨有,很多國家都深受其擾。2018年5月以來,韓國首爾每月都會舉行婦女示威游行,這些女性舉著標語牌:“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韓國女性,有時甚至是男性,都被隱藏的相機所困擾。這些相機捕捉到他們脫衣服、上廁所或換衣服,然后將照片和圖像發布在色情網站上。近年來,首爾有關使用間諜相機犯罪的報道激增,從2010年的約1100起增加到去年的6000多起。

  為了應對這些訴求,首爾市政府在2018年9月發布了《無偷拍之憂的衛生間推進計劃》,稱從10月開始每天至少一次派專員巡邏市內的各處公廁,檢測里面是否安裝了偷拍設備。屆時,將有八千名專員參與巡邏和檢測。

  綦警官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一是取證難,尤其是銷售到國外的數據難以獲得;二是情況復雜,非法生產頭的企業一般不做臺賬。非法生產銷售罪雖然不是按照銷售額來認定,但檢察院后期一般會要求警方補充數額,往往會形成銷售額認定難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偷拍產業鏈涉及的環節較多,在監管上還存在挑戰。石佳友認為,執法格局比較分散是個大問題和老問題,比如涉及網絡傳播是網信辦來管,涉及非法偷拍是公安機關來管,利用偷拍內容非法經營問題又成了工商部門的事,多頭執法就導致了“主體虛化”,有的時候反而形成了“真空地帶”。

  石佳友認為,頭等偷拍設備,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可能帶來嚴重影響,因此,偷拍設備與性質類似,屬于應經過行政特許備案的特種設備,公安部門和市場監管部門應該切實擔負起監管責任。偷拍設備主要是以網上銷售為主,因此,電商平臺和監管部門應加強對電商經營者的監督與處罰。

  偷拍猖獗,最重要的是,存在大量的需求和買方市場。綦警官舉例說,販賣走私野生動物是違法的,但是吃野生動物卻不違法,“偷拍也類似,沒有人管產業鏈的下游,但實際上是有了需求,才有了市場。”

  深圳是偷拍產業治理的前沿陣地,其經驗對于其他省市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綦警官認為,運動化打擊之外需要有更常態化的管理,警方需要對生產銷售環節持續整頓,對消費者要進行持續的教育,這是一個社會治安管理體系綜合治理的問題,“不能像一陣風一樣,打完就散了”。

  去年12月,重慶審結了一起偷拍糾紛案件。兩位女生在租住的房間里發現了頭,這個攝像頭是由房東安置,三個月后才被發現。從公安機關查獲的監控視頻來看,這個攝像頭具有夜視、錄音、錄像等功能,清晰度較高,監控探頭對著臥室的床和衣柜,人在臥室內睡覺、換衣服等活動均能被監控探頭攝錄。

  這嚇壞了兩位女租客。一位女租客稱,因房東行為導致其經常有被人監視的幻覺,常常夜不能寐,為此曾去重慶市精神衛生中心就醫治療。

  對于房東的偷拍行為,兩位女生要求其分別支付一萬元精神損失費。不過,房東卻辯解稱,此舉是為了保護房屋內的財產,才疏忽將本應安裝在客廳的攝像頭安裝在了臥室。房東還舉證說,該攝像頭需要充電,續電時間只有幾小時,自己從未在安裝之后充電使用過,直到租客搬家發現攝像頭,也未使用過。

  更讓女租客無法接受的是,由于偷拍人沒有給她們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此前對房東的行政處罰很輕,這讓她們非常氣憤。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偷窺、偷拍、竊聽、散布他人隱私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對偷拍者處以行政拘留或罰款,對很多被偷拍者來說,難以彌補內心的陰影和創傷。

  兩位女租客選擇起訴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案件的代理方、重慶柯成律師事務所主任柯昌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增加對于房東的懲罰,律所的幾位律師商議后采取了要求賠償精神撫慰金的方案。以往沒有這方面的案例可以借鑒,律所幾位律師當時對該方案的期望并不大。

  不過,最終法院支持了兩位女租客的訴求。法院認為,不論基于何種原因,被告均無權在原告私人空間內私自安裝攝像頭,且被告在公安機關已陳述,其安裝攝像頭的目的“是因一時心生邪念想偷看女人隱私”。

  這起案件從9月27日立案受理后到一審判決,前后經歷近三個月。這類偷拍案件訴訟費時費力,這讓很多人不愿走訴訟的渠道。

  此外,很長時間以來,對于偷拍的法律處罰條款并不清晰。石佳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侵權責任法》才正式確立隱私權,但該法并未對隱私權的概念、構成要件等作出規定。此前的實踐主要還是依靠司法解釋和判例來進行保護,非常零散,標準不一,保護的范圍也非常有限。

  綦警官介紹,實踐中,對于偷拍行為一般情況下以訓誡為主,涉及侵犯隱私的處以拘留或處罰。例如,廣東省這次針對偷拍的專項行動,抓捕了238人,有3000多人是只是受到了訓誡。

  “刑法上有一條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但最終判下來的很少。” 綦警官說,在一系列犯罪行為中,偷拍只是其中之一,對它的處罰被其他罪名吸收掉了,“例如敲詐勒索罪、傳播淫穢物品罪和獲取國家秘密罪等。”

  針對法律的模糊和滯后問題,去年8月,備受關注的民法典人格權編草案三審稿增加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權利人同意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搜查、進入、窺視、拍攝他人的賓館房間等私密空間。”

  在學者們看來,該規定可以說是對當前偷拍猖獗問題的回應。石佳友說,過往的法律條款主要還是強調糾紛解決,案結事了,較少關注產生糾紛的根源,側重于治標而不是治本。這一次民法典草案在人格權編中以專章規定隱私權,具有里程碑意義。

  不過,石佳友強調,正在修訂的民法典草案,應該強化隱私權的預防功能:“預防功能是當代法律的重要趨勢,其核心在于不再是消極地在侵權事件發生后去補救,而是將關注點前移,著眼于事前的預防,對于侵權行為的高發領域,法律提前介入,設置合理的預防措施與義務。”

  “賓館酒店等接待消費者的公共場所,作為偷拍行為發生的第一線,有義務采取合理的預防措施。”石佳友認為,這對保護消費者至關重要。

  偷拍等行為,在很多國家不光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還會受到刑法的嚴厲懲處。以法國為例,法國2018年修訂了其刑法典,專門規定了對偷窺、偷拍行為的量刑標準。根據該條文,未經他人同意,使用任何手段在其所處的非公開場所,偷拍其私密部位,可處以一年監禁及15000歐元罰金;如具有加重情節,可處以兩年監禁及30000歐元罰金。石佳友認為,這些做法顯然值得我們借鑒,必須提高不法行為人的違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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